不久前，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副院长、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周燕和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崇圣在“人文清华”讲坛上分享了他们在国外从事田野调研的故事。他们的讲述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更加真实丰富的世界。
巴西，不仅有阳光、沙滩、桑巴、足球
■周燕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副院长、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周燕
『一场意外开启的探索』
十多年前，当我决定到巴西开展田野调研时，巴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阳光、沙滩、桑巴、足球，无不彰显着它的独特与活力。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更复杂。
2014年9月，我在读博期间首次抵达巴西圣保罗。圣保罗不仅是巴西的经济中心，更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素有“南美的纽约”之称。在圣保罗，我寄宿于一位巴西阿姨家中。每天，我乘坐公交车前往圣保罗大学学习专业课程与葡萄牙语。同时，我也积极探寻各种途径拓展社交圈，了解当地人的生活。
我加入了当地的英语角活动。参与英语学习的大多是巴西本地人，英语角正是我结交当地友人的绝佳场所。其间，我结识了一个名叫安德烈的巴西朋友，和其他巴西人一样，他的性格非常开朗，极为热情。
有一天，他诚挚地邀请我与另一位中国女生参加他太太的生日聚会。我们欣然应允。为了此次聚会，我们两个精心打扮了一番。按照安德烈的指引，我们乘坐地铁抵达最西端的“卡庞·雷东多”站。然而，一出站，眼前的景象就令我们惊愕不已。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贫民窟红砖建筑，与电影中的场景如出一辙。
安德烈招呼我们乘上了他的车，行驶20多分钟后，到了他家。安德烈向我们介绍，他们居住的区域属于贫民窟，但尚属安全，再往深处便是危险区域。他家是一栋三层小楼，环境整洁。二楼设有会客区域，不仅配备有巴西特色的烤炉，还有卡拉OK设备。这场生日聚会精彩纷呈，众多亲戚朋友受邀出席，女主人为大家烤制了新鲜美味的巴西烤肉，我们喝着巴西饮料“瓜拉纳”，谈天说地，纵情歌唱。
回到住所，我向房东阿姨提及此次之行，她听后颇为惊讶，告知我那是圣保罗规模最大且最危险的贫民窟。对于巴西传统的中产阶级而言，此类社区是他们避之不及的区域。由此可见，巴西贫民窟与其他住宅区域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跨越的界限。
巴西圣保罗，贫民窟的一个孩子在操场上踢足球。 （视觉中国 供图）
『了解巴西的社会结构』
究竟何为贫民窟？从巴西全国范围来看，贫民窟主要分布于大城市的边缘地带或中心山坡区域。数据显示，巴西全国约8.1%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若聚焦26个大城市，该比例高达16.2%。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样的超大型城市，这一数字更是达到20%。
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居民有着怎样的社会属性呢？让我们先来了解巴西的社会结构。巴西官方依据收入水平，将国内人口划分为五个群体，收入最高的A阶层占3.1%，B阶层占21.5%，C阶层占47%，D、E阶层占28.4%。研究发现，贫民窟的住户主要来自C、D、E三个阶层。以圣保罗为例，居住在贫民窟的人群中，45%属于D、E 阶层，他们大多从事非正式工作，甚至无业，依靠社会救济维持生活；50%属于C阶层，作为收入水平的中间阶层，他们虽有工作和一定的消费能力，但经济基础较为脆弱，在职业类型和教育水平上与传统中产阶级存在显著差异。
从住房形态来看，贫民窟的房屋大多没有合法产权，属于自建建筑，且居住空间密度极高，环境拥挤。贫民窟在巴西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城市化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大量来自巴西东北部及内陆地区的人口涌入城市，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受限于城市的住房资源，他们选择占领无人居住的私人土地或闲置区域搭建住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不同阶层的人也开始选择这种住房形式。像安德烈一家，他们属于C阶层中经济状况较好的群体，安德烈就职于广告公司，妻子也有稳定工作，两个孩子在社区周边收费较低的私立小学就读。
那次意外踏入贫民窟的经历，激发了我对这一特殊社区的浓厚兴趣。于是，我积极行动，与圣保罗大学的一位同学一起联系到一家非营利组织，得以进入圣保罗东部边缘的贫民窟当志愿者。该非营利组织主要开展木屋建造工作，每年组织两次建造活动。除此之外，我们每周六都会前往贫民窟走访住户，了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困难与需求，收集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项目发展的建议。
『平民社会的多面镜像』
在巴西当地开展教育类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贫民窟的孩子们既缺乏家庭层面的教育支持与鼓励，也缺乏社区内可供效仿的榜样力量。尽管巴西推行全免费、全覆盖的公立教育体系，但其半日制的教学模式却衍生出诸多问题。孩子们上午在校学习，下午放学后便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脱离学校约束后，他们滞留于社区，面临着过早卷入犯罪团伙的风险。
我曾亲历过这样的危险时刻。在里约热内卢，我计划前往一处已改造为旅游景点的贫民窟。因对路线不熟，我依靠手机导航。途经一处街心花园时，三个巴西青少年突然上前抢夺我的手机。我大声呼救，喊声可能震慑住了他们，我趁机夺回手机，转身逃离。事后我才得知，此类抢劫事件在当地屡见不鲜东润金融，路人对此司空见惯，更不敢贸然施以援手。
为应对青少年过早涉入犯罪的问题，巴西政府推出了“少年学徒” 政策，允许年满14岁的公立高中的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一政策看似奇特，实则反映出当地的现实困境。而一些学生不得不白天工作、夜晚学习，如此高强度的日程安排，也阻挡了贫民窟孩子形成更高的教育抱负。
不过，贫民窟并非只有贫困与暴力，其丰富多元的文化同样熠熠生辉。足球作为巴西的文化名片，在贫民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简陋的足球场是孩子们最早接触的娱乐场所，街头足球与五人制足球在这里蓬勃发展，也孕育出众多世界级球星，成为许多年轻人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此外，桑巴、嘻哈音乐、放克等文化形式也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光彩。以桑巴为例，不少知名的桑巴学校均源自贫民窟，它不仅是舞蹈与音乐的结合，更融合了非洲传统、宗教信仰与平民百姓的情感表达。
如今，部分贫民窟已转型为旅游景点，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游览体验。我曾到访里约热内卢海边的维地高贫民窟，当地居民担任导游，能用英语或葡萄牙语进行专业解说。游览路线经过精心规划，游客得以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日常生活与娱乐活动。
巴西人的生活图景复杂多元，交织着艰辛、拼搏与对快乐的不懈追求。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贫民窟早已超越其诞生时的初衷，深度融入城市空间，成为巴西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巴西人秉持着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当地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一切到最后都会解决的，如果没有解决，那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即便不富裕，人们依然积极参与足球运动、开展娱乐活动，孩子们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们坚信，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终将战胜一切困难。
用“望闻问切”来认识非洲
■杨崇圣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崇圣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非洲是一个遥远、广袤又贫穷的地方，是原始、野性的象征。我曾在南非、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这五个非洲国家长期生活与工作，涵盖了东部非洲、南部非洲和印度洋岛国。今天，我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带大家一起重新认识非洲。
『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巨大』
非洲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
比如，毛里求斯的生活节奏特别缓慢。傍晚六七点之后，街上就很难找到仍在营业的商铺。人们的生活温和、有序，平静得像是一潭不被惊扰的湖水。而作为尼日利亚乃至非洲最大的城市，拉各斯的街头充斥着一种喧腾的节奏：小贩的吆喝、车辆的嘶鸣、人流的冲撞，构成一首动态的交响乐。同为非洲，一海之隔的两个国家，生活节奏竟是如此不同。
很多人以为，非洲的城市规模较小，而且只有低矮的平房与泥泞的道路。但其实，据统计，非洲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约有60个，并且这个数字仍在迅速增长。
我在乌干达与卢旺达两国的首都生活过。两国虽然相邻，给我的印象却截然不同。我初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时，沿路所见到处是黄土飞扬、道路崎岖，垃圾随处堆积，城市规划杂乱。即使是去市中心的一家购物中心买东西，门口也要安检。而卢旺达则被称为“非洲的小新加坡”，首都基加利建在千丘之上，市容整洁，安全有序。在那里，我第一次感受到非洲城市是如此现代化、干净而有秩序。
『多元化的语言和艺术』
语言是理解非洲的入口。
据统计，非洲大陆现存的语言超过2100种，其中最普遍的是阿拉伯语、英语、法语等。比如，南非有11种官方语言，英语、祖鲁语、阿非利卡语都是在公共场合中被广泛使用的语言。
一个普通的非洲居民，说三四种语言是常态。非洲人常常会在克里奥尔语、英语、法语之间随意切换，还会说本民族的部落语言。但你知道吗，南非的努语如今只剩下3名使用者。这是一门曾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如今却濒临消亡。
非洲的艺术也是五花八门，简直让你眼花缭乱。
在卢旺达，有一种令人惊叹的本土艺术形式叫Imigongo。这种艺术起源于18世纪，相传由卢旺达东部吉萨卡王国的一位王子发明并完善。他以牛粪为基础材料，调和草木灰等，制成可风干的立体材料，形成丰富多变的浮雕式的几何图案，如螺旋形、菱形、锯齿形或正方形等，再用天然矿石染料为其上色。这些图案最初用来装饰王宫的墙壁，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比如，波浪形的纹样代表“生命的潮汐”，寓意人生有高低起伏，但终将前行不止。它们不仅是视觉装饰，更是世界观的外化。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石头城路边的Tingatinga画作。 （视觉中国 供图）
再来说说我非常喜爱的一种油画艺术流派，它诞生于坦桑尼亚，被称为Tingatinga。
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是爱德华·赛迪，1968年他刚开始创作时，用的是建筑油漆与纤维板，随着技法的演进，后来改用油漆与油画布。这种油画以鲜艳、强烈的色彩碰撞为特征，大胆、直接、炽热。Tingatinga作品常描绘坦桑尼亚的热带植物、动物、村庄与民俗，近年来也开始转向城市景象，比如街道、码头、市场等。这种艺术流派不仅具有装饰性，更传达出坦桑尼亚人热情、朴素、上进、对生活充满希望的精神气质。
从Imigongo的牛粪墙壁到Tingatinga的彩色城市，非洲各地的艺术形式不仅风格各异，更承载着不同的历史、神话、情感与社会结构。
『走进非洲“望闻问切”』
在社会科学的语境中，田野调研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进入现场、与现实世界持续对话的能力。对我而言，田野调研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是我与世界之间反复发起的对话与回应。
如果你是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第一次来到非洲某地研究课题，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走进非洲呢？我的方法很简单——我走进了我居住的社区旁边那家卖酒的小店。
这家小酒店有一个铁栅栏封起来的窗口，铁栅栏的密度很高，只留一个小小的口子，用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显然，这样的防护手段是为了防抢、防盗。
我选择在周五晚上前往。我先在一旁观察了很长时间，不仅看人买酒，也看那些排队的人：有的是满身泥泞、穿工服的工人，有的是打扮靓丽、准备赴约的年轻女性，有的是穿西装的上班族。
我与小贩聊天，他说周五来买酒的人很多，我问周六是否生意也很好，他笑着说：“你是不是新来的？周四也很好啊。”原来，在一些非洲国家的非正式工种中，一般按周结算工资，周四或周五发工资，所以，一拿到钱，人们就出来买酒、聚会、放松、社交。
我常用中医“望闻问切”的方式来理解田野调研。“望”是看，看人的年龄、服饰、姿态、职业、交流方式；“闻”是听，不只是听对方的语调，还要听话外音、背景音；“问”是交流，不仅是单向提问，而是交流情感，建立联结；“切”是回到案头，反思自己遗漏了什么。
『看见被忽视的群体』
我曾拍摄过许多在非洲街头行走的女性，她们头顶着农产品或杂货叫卖，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构成了一幅幅极具非洲特色的图景。
有一次，我目睹一位头顶货物的女性在市中心被警察驱赶。她所顶的农产品被推倒在地，她蹲下身，拾起一颗颗果子，一边哭泣，一边重新把头上的布条盘好，站起来继续前行。
这一幕让我意识到，她们不仅是照片里的“风景”，她们也是具体的人。于是，我开始试图了解这个群体：她们每天几点出发？旱季和雨季是否有不同的作息？午间她们会去哪里售卖？不同季节，她们售卖的商品价格是否会有波动？她们如何应对警察的驱赶？
另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群体是Boda-boda司机，他们在非洲多个国家承担着重要的城市交通角色。
Boda-boda是东非地区常见的自行车或摩托车出租车，它得名于英语“border-to-border”（边境到边境）的简写。20世纪60到70年代，在肯尼亚与乌干达的边境地区，人们曾用自行车穿越边境，运输货物。后来随着大量二手摩托车涌入非洲东部，Boda-boda从自行车逐步演化为“摩的”，成为许多非洲城市常见的出行方式。
在坦桑尼亚，Boda-boda司机约有160万人，绝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青年。这一行业为当地大批年轻人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当骑手的收入甚至比不少传统职业还要高。我注意到，不少Boda-boda司机在上车前会摸一摸仪表盘下方贴着的经文或护符，以祈求平安。雨天的时候，他们还会细致地在后座上铺一层塑料布，避免乘客沾湿裤子。
我们在田野调研中常常提到“看见”，“看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看见他者的生活，看见别人的日常与处境。第二层是看见我们自己的局限。我们往往带着理论、预设、偏见进入田野现场，但是，只有当你真正走近一个人，走进他的生活，你才会意识到你对他的想象有多少是误解。
以谦卑面对知识的局限，以诚意走入陌生人的生活东润金融，以勇气回应世界的复杂与不确定，这也是田野调研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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